中国“茶道”历史

茶道发源于中国。中国茶道兴于唐，盛于宋、明，衰于近代。宋代以后，中国茶道传入日本、朝鲜、韩国等，获得了新的发展。今人往往只知有日本茶道，却对作为日、韩茶道的源头、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中国茶道知之甚少。这也难怪，“道”字，在汉语中有多种意思，如行道、道路、道义、道理、道德、方法、技艺、规律、真理、终极实在、宇宙本体、生命本源等。因“道”的多义，故对“茶道”的理解也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中国茶道是以修行得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其目的是借助饮茶艺术来修炼身心、体悟大道、提升人生境界。

茶道属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在于东方文化往往没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定义，而要靠个人凭借自己的悟性去贴近它、理解它。早在我国唐代就有了“茶道”这个词，例如，《封氏闻见记》中：“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唐代刘贞亮在《饮茶十德》中也明确提出：“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中国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在唐朝寺院僧众念经坐禅，皆以茶为饮，清心养神。当时社会上茶宴已很流行，宾主在以茶代酒、文明高雅的社交活动中，品茗赏景，各抒胸襟。唐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很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对茶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也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在南宋末期（公元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经山寺求学取经，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茶道引进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直到日本丰臣秀吉时代（公元1536～1598年，相当于我国明朝中后期）千利休成为日本茶道高僧后，才高高举起了“茶道”这面旗帜，并总结出茶道四规：“和、敬、清、寂”，显然这个基本理论是受到了中国茶道精髓的影响而形成的，其主要的仪程框架规范仍源于中国。

中国的茶道早于日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最早提出了“茶道”的概念，也在该领域中不断实践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没有能够旗帜鲜明地以“茶道”的名义来发展这项事业，也没有规范出具有传统意义的茶道礼仪，以至于使不少人误以为茶道来源于他邦。中国的茶道可以说是重精神而轻形式。有学者认为必要的仪式对“茶道”的旗帜来说是较为重要的，没有仪式光自称有“茶道”，虽然也不能说不可以，搞得有茶就可以称道，那似乎就泛化了，最终也“道可道，非常道”了。       

笔者认为百度上有人说“中国茶道是‘饮茶之道’、‘饮茶修道’、‘饮茶即道’的有机结合”非常有道理。“饮茶之道”是指饮茶的艺术，“道”在此作方法、技艺讲；“饮茶修道”是指通过饮茶艺术来正心修身、志道立德；“道”在此作道德、真理、本源讲；“饮茶即道”是指道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饮茶即是修道，即茶即道。这位百度上的高人对中国茶道分析如下：

一、中国茶道之饮茶之道

唐代复州竟陵人(今湖北天门县人)陆羽著《茶经》三卷，分十章，即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四之器叙述炙茶、煮水、煎茶、饮茶等器具二十四种。五之煮、六之饮说“煎茶炙茶之法”，对炙茶、碾末、取火、选水、煮水、煎茶、酌茶的程序、规则作了细致的论述。《茶经》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也是第一部茶道著作。中国茶道约成于中唐之际，陆羽是中国茶道的鼻祖，被尊为茶圣。陆羽《茶经》所倡导的“饮茶之道”实际上是一种艺术性的饮茶，它包括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中国茶道即“饮茶之道”，即是饮茶艺术。

中国的“饮茶之道”，除《茶经》所载之外，宋代蔡襄的《茶录》、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明代朱权的《茶谱》、钱椿年的《茶谱》、张源的《茶录》、许次纾的《茶疏》等茶书都有许多记载。今天广东潮汕地区、福建武夷地区的“工夫茶”则是中国古代“饮茶之道”的继承和代表。工夫茶的程序和规则是：恭请上座、焚香静气、风和日丽、叶嘉酬宾、岩泉初沸、盂臣沐霖、乌龙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薰洗仙容、若琛出浴、玉壶初倾、关公巡城、韩信点兵、鉴赏汤色、三龙护鼎、喜闻幽香、初品奇茗、再斟流霞、细啜甘露、三斟石乳、领悟神韵。

二、中国茶道之饮茶修道

陆羽的挚友、诗僧皎然在其《饮茶歌诮 崔石使君》诗中写道：“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认为，饮茶能清神、得道、全真，神仙丹丘子深谙其中之道。

唐代诗人卢仝的诗作《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俗称《七碗茶》）中写到“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唐代诗人钱起《与赵莒茶宴》诗曰：“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唐代诗人温庭筠《西陵道士茶歌》诗中则有“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这些诗是说饮茶能让人“通仙灵”，“通杳冥”，“尘心洗尽”，羽化登仙，胜于炼丹服药。

唐末刘贞亮倡茶有“十德”之说，“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饮茶使人恭敬，有礼、仁爱、志雅，可行大道。

赵佶在《大观茶论》说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明朱权《茶谱》记：“予故取烹茶之法，米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乃与客清谈欺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赵佶即宋徽宗，朱权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他们以帝王的高贵身份，撰著茶书，力行茶道。

由上可知，饮茶能恭敬有礼、仁爱雅志、致清导和、尘心洗尽、得道全真、探虚玄而参造化。总之，饮茶可资修道，中国茶道即是“饮茶修道”。

三、中国茶道之饮茶即道

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庄子认为：“道”普遍地内化于一切事物，“无所不在”，“无逃乎物”。马祖道一禅师主张“平常心是道”，其弟子庞蕴居士则说：“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其另一弟子大珠慧海禅师则认为修道在于“饥来吃饭，困来即眠”。道一的三传弟子、临济宗开山祖义玄禅师又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眠”。道不离于日常生活：修道不必于日用平常之事外用功夫，只须于日常生活中无心而为，顺任自然。自然地生活，自然地作事，运水搬柴，著衣吃饭，涤器煮水，煎茶饮茶，道在其中，不修而修。

茶禅一味，道就寓于吃茶的日常生活之中，道不用修，吃茶即修道。当代佛学大师赵朴初先生诗曰：“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道法自然，修道在饮茶。大道至简，烧水煎茶，无非是道。饮茶即道，是修道的结果，是悟道后的智慧，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顺其自然，无心而为，要饮则饮，从心所欲。不要拘泥于饮茶的程序、礼法、规则，贵在朴素、简单，于自然的饮茶之中默契天真，妙合大道。

笔者认为，泡茶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得来只要两个动作就可以了：放茶叶、倒水。但是在茶道中，那一套仪式对于普通老百姓又过于复杂或是过于讲究了，一般人肯定不会把日常的这件小事搞得如此复杂。

事实上中国茶道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以茶修身养性的发明和仪式的规范，而是更加大胆地去探索茶饮对人类健康的真谛，创造性地将茶与中药等多种天然原料有机地结合，使茶饮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得以大大地增强，并使之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茶道最具实际价值的方面，也是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和喜爱的魅力所在。